当代文学中的潜结构与潜叙事在辽宁师范大学文(3)

我们再回到作品《虚构》，它写的是一个与麻风病人发生性关系的小说。上海著名批评家吴亮1987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马原的叙事圈套》[8]一文成为很多人追捧崇拜的一个批评的教科书式的范例文本，但细读后发现他并没有读懂《虚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只看到小说玩的各种“花招”，并没有用“x光机眼镜”来透视小说的内部构造。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小说，我认为它是两个梦的混合。一个是男性的“色情梦”，一个是政治型精神分裂症所产生的一种奇特的“政治梦”。马原以两个身份叙述这个小说，他在开篇写道：“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天马行空”，但是他接着又说“不瞒各位，我此刻就住在安定医院。”这意味着，我既是一个不凡的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样两个身份使得小说立刻变成了双重文本，或者叫复调小说，你可以当作是一部伟大的短篇小说来看，也可以当成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来看，显然，一个作家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作为“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精神病人”的身份。鲁迅就使用了这样的一种隐喻形式，书写了最早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同时，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或诗人必须具有多重性的人格结构，像刚才分析的《红楼梦》中，便包含着一个在世俗伦理意义上并不合法的无意识构造，这样读者在进入一个不那么健康和正面的文本的时候就获得了弹性。接下来，马原写道：“我”为了写一部跟麻风病人有关的小说钻到了玛曲村呆了七天，这七天当中发生了很多事儿。他接着开始叙述：“我”五月二日从拉萨出发，路上走了一天，来到了玛曲村，那么到玛曲村的日子应该是五月三日。来到玛曲村的第一个景象就像《梦的解析》中的一个场景：从玛曲村的村口走到街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三个袒胸露乳，裸着下半身的妇女。这明显是一个“色情梦”的景象。而后他就来到了村子中央的一个小广场，看到有一伙人打篮球，这时突然有一个妇女就过来跟他搭讪，“我”则保持警惕，妇女暗示我可以去她家，但我并没有去。晚上我来到村外，在一个睡袋里睡下了。但是夜里突然寒流来袭，我被冻感冒了，迷迷糊糊发起了高烧，被人抬走了。等“我”醒来时发现已躺在女病人的家中，变成了“病人的病人”，得到了女主人悉心地照顾，过了几天后“我”身体痊愈，便来到街上溜达。“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人，鬼鬼祟祟十分可疑，“我”跟踪这个人发现他是一个哑巴。我趁他不备来到他的房间，打开他的抽屉，看到了一枚青天白日徽章和一把20响的盒子枪。原来这个人是个特务。这时候哑巴回来，突然就开口说话了：“我在这儿等你20年了。”这里的马原老师变成了一个潜伏的国民党的特务跟一个老特务接头，这就典型地变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一种经验。

我们那时候每天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老师天天叫我们放学以后，要注意观察阶级敌人的新动向，阶级敌人有没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扫大街，如果有你要来报告。刘文学的故事，我认为就是在这种情景下发生的。刘文学同学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而且还是一位少年先锋队员，平时当然表现得正气凛然。一天，他在放学以后发现老地主鬼鬼祟祟，来到公社的辣椒地里，偷了一把辣椒就塞到自己兜里。刘文学随后抓住老地主的胳膊要求他去公社说清楚。老地主害怕，就拿出糖果给他，随后又掏出钱打算收买他，却被正气凛然的少年痛斥，并坚决要将老地主带到公社去。老地主走投无路，便把刘文学掐死了。于是就有了“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事。这是在六七十年代成长的人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就是一种政治型的神经症。再有，我小的时候看了大量的反特的电影，于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开始模拟抓特务，只要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就围上去盘问，反抗逃跑的就被我们在后面投石子，后来这种行为是在被公社派出所所长抓包才停止的。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特有的经验，就像看了《一只绣花鞋》和《绿色尸体》会做噩梦，会把现实和梦境发生混淆。莫言老师的《丰乳肥臀》里也写过这种包含特有时代经验的情节。文本中提到，上官金童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奸尸犯从胶河农场撵回家的时候，在他们家门口胶和渡口的船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公社干部，还有一个是解放军的现役军人。他们在船上谈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说是“在最近的两三天夜里，某地都升起了绿色信号弹，特务十分狡猾，常把发报机藏在女人的乳房里。”正说话间他们盯到了船上一个衣衫褴褛、行迹可疑的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就是上官家的四女儿、上官金童的四姐——上官想弟。上官想弟在大饥荒的四十年代，为了拯救全家的性命不惜将自己沦为妓女，在流落十几年得病回乡后将自己积攒的所有财宝放在船上的一个琵琶里。公社干部一口咬定她就是特务，认为琵琶里装的是电台，便抢过来在摇到响声后就没收了。这就是从幻觉“窜入”现实的范例，没有经验的人很难怦然心动，为之动容。

文章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nmgsfdxxbzz.cn/qikandaodu/2021/0301/6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