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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社会转型与草原生态张昆著根在草原(3)

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15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由此,对于内蒙古游牧民定居问题的关注日益成为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及民族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焦点,但他们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经济学等学科擅长

由此,对于内蒙古游牧民定居问题的关注日益成为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及民族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焦点,但他们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经济学等学科擅长从宏观层面把握现象的发展脉络及整体状况,而人类学、民族学则注重从实地实景出发,以微观视角关注其小地方的表现特征及研究群体的内心世界,从而便于更加深入地挖掘社会变迁的本质。在80年代初期的内蒙古游牧民定居之初,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进入草原的汉族移民在草原上定居之后,对牧民生计方式造成的影响。

这也是我当时关注的问题。我对内蒙古草原的研究,除了突破忽视外力因素的思路,还对定居与牧民生计及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本土知识对当地环境、生计的重要性作了考察研究。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开始关注草原游牧民的生存状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了,在锡林郭勒盟白音锡勒牧场所做的调查,指出了牧民生计及环境发生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几十年来的政策导向所致,例如人民公社时期的农垦、文革时期的集中建队以及后来的牧业体制改革等,都是以定居多少作为衡量牧区发展的重要指标。这就导致牧民在放牧技术方面发生了改变,甚至在水源利用方面也开始从“公的水”转变为“私的水”,再加上移民等诸多因素综合导致了草原环境的不断恶化。在此基础上,我对牧区分阶段实现定居的历程进行了划分,即20世纪50~60年代的比较分散时期、60~70年代的相对集中时期及80年代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集中分散时期。[2]随着定居的深入,牧民的居住格局也由最初的沿袭传统、因地势而建转变为套用农区做法集中修建,直到后来的一家一户流动放牧,在集中居住的前提下分散放牧的方式。

我在相关的研究中也考虑到,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如何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并寻求传统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的最佳结合点,才能在定居过程中,逐渐实现环境、生计与人文三者之间的协调统一。最终强调作为政策接受主体的游牧民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具有主动性和主体性的民族群体。由此我也希望张昆更多地思考牧民在定居到再定居过程中的生计选择是否也具有主动性和主体性的调适特征。这一思路也是费先生晚年所强调的文化的主体性和社会性的问题。因此张昆博士的研究可以看做是对费先生和我的草原学术思想的延续和传承。

而我的另外一位博士陈祥军对新疆哈萨克牧区开展了长期的田野研究,当时我希望他多关注哈萨克牧民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的关系。而张昆的研究是基于草原生态、地方政策、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基础上,探究牧民怎样以其自身的“文化根基”努力维系游牧生计和地方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在剧烈的社会转型和变迁背后存在着一种深层的文化机制在起作用,而这一过程,他们又经历了一个不断选择及情感纠结的调适过程。虽关注重点不同,但他(她)们的研究可谓是对于中国西北部草原和东北部草原区域研究个案的相互补充。

在多次讨论的基础上,张昆的博士论文题目定为“蒙古族定居牧民的生计选择与草原情结——以东乌珠穆沁旗调查为例”。她分别于2011年8月,2012年8月~2013年9月,先后两个阶段对该旗的草原生态、牧业生计和社会发展进行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同时在和牧民频繁接触的一线单位东乌旗农牧业局挂职锻炼了一年。因此可以说,她的身份的多重性、调查地点的多样性,以及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点和面结合的有效性,为她在全旗范围内开展一个“由点及面”的多点研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及多重观察的视角。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多半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开展一项微型研究,但研究视角也会因此受到小社区资料细节的困扰,忽视一种整体性的思考。

费先生曾对人类学调查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在费先生和利奇的对话中,他认为过去的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是不充分的,应采用部分与整体、类型与层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接近整体,去解释中国文明体系内部的多元一体格局。[3]同时他也在多次讲话中提到“部分与整体、类型与层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由此,张昆博士的研究并没有将调查视角局限在一个单独社区内部,而是以旗为单位,选取了东乌旗不同地理位置、植被类型、退化程度及生计生活状况不同的个案进行了分类对比研究,做到了由点及面,层层推进,进而有助于探究整个牧区社会的经济特点及文化特殊性。具体研究中,她的调查视野从地域上打破嘎查、苏木行政边界,分别在东乌旗的不同苏木和镇,有针对性地选取了典型个案开展调查,通过分析每一个群体和单位的“具体”现象,揭示对象“总体”变化的内在机理。最后提出,对于多点民族志的理解,不仅是对几个不同调查点的研究,同时也应是一种包括一定区域内不同群体、不同类型及不同单位的研究方法。因此,本研究在牧区人类学研究中是一个以旗为单位的多点民族志,在研究方法上对以往以个别社区开展调查的牧区人类学研究是一个方法上的突破和推进,具有创新价值。这也是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特别在方法的运用上,张昆博士认真领会费先生研究方法基础上的运用和创新,也是我们多次讨论之后关于研究方法的定位。

文章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nmgsfdxxbzz.cn/qikandaodu/2021/0715/13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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